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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全集(全二十集)(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;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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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全集(全二十集)(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;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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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精彩书评

    《梁启超全集》的编辑工作几经周折,到2008年有所改进,编辑体例较前略有调整,出版单位也由中华书局、天津古籍出版社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。

    1981年12月10日,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,小组直属国务院,组长李一氓,副组长周林、王子野。1982年4月,论证修订《中华书局1982—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》。8月23日,中华书局邀请北京、上海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和梁启超长孙梁从诫等,就编辑整理《梁启超全集》进行讨论,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,汤志钧任主编。

    1989年,中华书局根据学术界的需要,决定先将《饮冰室合集》重版先行,装成大32开,精装12册影印出版。至2011年,印至第6版。又于1991年将梁令娴送交之梁氏函札394通编为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》上、下册,1994年11月出版。此后,中华书局虽曾考虑出版《饮冰室合集补编》,但随着近代史编辑室和领导的换届而搁浅。2003年10月,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编印《梁启超全集》,副总编董令生同志亲自来沪商量将其申请国家“十五”规划项目,并将《梁启超致江庸书札》先行影行。但《全集》因篇幅多,工作量大,仍难有进展。此时,适逢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,在梁从诫先生等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,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申请立项,经审议通过,于2004年列入“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”项目。在完成第一阶段成果后,出版工作再度迟滞,难于推进,经协商,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戴逸同志还亲自写信给我,促成此举。激励之情,不胜感谢。

    《梁启超全集》不是将过去出版的《饮冰室合集》补充出版,而是从梁启超主编或撰写的多种报刊中撷取梁文以及手稿、函札等汇编成书;是从戊戌时期的《时务报》、《知新报》到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的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学报》、《政论》、《国风报》、《新小说》,到辛亥返国后主编的《庸言》、《大中华杂志》,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、演说汇集成书的。

    从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编辑任务后,我曾组织人力,搜集资料,标点校核,到1988年,完成全书约四分之一,后因事中辍。到21世纪初,才继续进行。虽然工作单位屡经搬迁,幸由承载同志妥善保存原稿,未曾散失。2003年,到天津参观了梁启超纪念馆,再次见到梁氏长孙梁从诫、方晶夫妇及梁氏幼子梁思礼院士,并由天津古籍出版社董令生策划影行了《梁启超致江庸书札》。

    我因年事已高,过去参加的同志已多星散,为此,具体工作都由长子仁泽协助进行,他将各种报刊所载梁文全部复印,以利校对;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仁的支持,资料室工作人员提供热情、周到服务,有求必应;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对梁启超著作致力很深,所辑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》本书也经采用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认真校阅,提出很多中肯意见。在此谨致由衷的感谢!

    汤志钧

    2011年11月29日初稿,2013年5月5日改定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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